第二天早上，苏城在邮局开门之前就等在了门口。
乌陀镇邮局的绿色铁卷帘门还关着，门前的台阶上积了一层夜露。他蹲在台阶旁边，背靠着冰冷的铁门，手里端着从街角早点摊买来的豆浆。豆浆是用塑料袋装的，插着一根细细的吸管，每吸一口都带着一股塑料加热后的怪味。他把昨晚在网吧里打印出来的联系人名单摊在膝盖上，用手指挨个划过那些名字。周铭远——北澜保险公估协会秘书长，他父亲的大学同学。方若兰——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对乌陀山区药材掺假案有执念的女人。沈小禾——他母亲的远房堂妹，乌陀镇邮局邮递员，二十年没有换过工作。关志平——沈小禾的丈夫，镇派出所副所长，被药商压着不让查案的警察。四个人，四条线索，全都在一九九八年的某个时间点上交织在一起，然后被时间的洪水冲散，各自沉积在各自的角落里，等了二十多年才重新浮出来。
铁卷帘门在八点五十分被拉起来了。不是电动卷帘，是手摇的，拉门的人显然年纪不小了，每摇一圈都要停下来喘口气。门升到一半的时候，苏城看到了一双穿着绿色制服裤的腿和一双旧得发白的黑布鞋。然后是一张脸——圆圆的，眼睛不大但很亮，嘴角那道上翘的弧度和邮局照片墙上一模一样。沈小禾看上去比她照片上老了二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但她的眼睛没变。那双眼睛里有一种邮递员特有的东西——不是热情，不是冷漠，是那种日复一日接收、分拣、投递了无数封信件之后沉淀下来的、对每一封未拆的信都保持同等尊重的耐心。
“你是今天第一个。”沈小禾说，把卷帘门摇到头，用一根铁钩子把门底部的卡扣固定住，“寄信还是取包裹？”
“都不是。”苏城站起来，把膝盖上的名单折好放进口袋，“我来找一个人。沈小禾。”
沈小禾的手停在铁钩子上。她缓缓转过身，从头到脚打量了苏城一遍——从他的脸看到他的肩膀，从他的肩膀看到他脚上那双千层底布鞋，从布鞋看到他胸前口袋里露出的笔记本一角。她的目光在笔记本上停了两秒，然后回到他的脸上。不是认出了他，是认出了他身上的某样东西。那双和他母亲一模一样的眼睛的形状。
“你是秀姐的儿子。”沈小禾说。不是提问。她把铁钩子挂在门边，在绿色制服上擦了擦手上的铁锈，然后朝他走近了一步，“你和你妈长得像。不是五官——是看人的方式。她看人的时候，眼睛不闪。”
她把他领进了邮局。邮局里面比外面看起来更陈旧——木质柜台被无数双手磨得发亮，墙上的挂钟还是那种需要手动上发条的老式钟，秒针走一步就发出一下滴答声，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格外响亮。沈小禾让他坐在柜台后面的木头椅子上，自己绕到柜台里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搪瓷杯子，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搪瓷杯子上印着“北澜邮政”四个红字，漆面已经磕掉了好几块。
“你什么时候到的？”沈小禾坐在他对面，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她的手指粗糙，指甲剪得很短，指缝里有洗不掉的墨渍。
“昨天下午。从山上下来的。”苏城说。
“岚山？”
“岚山。”
沈小禾沉默了一会儿。挂钟在墙上滴答了十二下，然后她才开口：“二十年前有个男人来邮局找过我。他说他是秀姐的朋友——哦，秀姐就是你妈，沈秀。他在镇上住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在邮局里坐着，等一封从山外寄来的信。后来信没等到，他进山了。再后来——”她顿了顿，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自己花白的鬓角，“再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那个人是我父亲。”苏城说。他放下搪瓷杯子，把笔记本翻开到最后一页，上面抄着沈伯炎信里提到的那四个人名和联系方式，“唐远清。他一九九八年进山之前，在这里等了一封信。等不到信，他托您帮他把一份材料转寄给北澜保险公估协会的周铭远。”
沈小禾的目光在“周铭远”三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她走到柜台后面的一排分拣柜前，从最底层一个落满灰的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盒子上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的字是钢笔写的：“转周铭远。寄件人唐远清。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未寄出——地址不存在。”
“信没寄成。”沈小禾说，“他把材料给我以后的第二天，我就照着地址寄了。三天后信退了回来，附了一张通知单，说收件人地址不存在。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周铭远在你父亲进山的同一个月，被从北澜保险公估协会调走了。不是升职，是调到了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县级办事处，半退休状态。他的调令签署日期是你父亲进山前一周。有人知道了唐远清在收集什么证据，也知道他出山以后第一个找的人会是谁——所以他们先把周铭远调走了。不是开除，是调走。调走比开除更干净——开除你会喊冤，调走你只能接受。”
她从铁盒子里拿出一封泛黄的信封。信封上的邮票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票，邮戳盖了三次——一次是寄出时的本地邮戳，一次是退回时的对方邮戳，还有一次是中间经手的分拣邮戳。三次邮戳叠在一起，把这个信封盖得像一份被反复打回的审批文件。苏城接过信封，里面是他父亲整理的第一批证据材料——药材掺假检测报告的副本、法廷条文的原始翻译件、以及一封写给周铭远的亲笔信。信没有拆过，封口完好。寄件人没有等到回信，收件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封信寄过。
“这封信在邮局柜子里放了二十多年。”沈小禾说，“我每年都拿出来看看——不是看里面，就是看看信封。看上面的邮戳。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每一个数字都还在。”
她把柜子关上，走回椅子旁边，但没有坐下。“你现在来找我，不是来拿这封信的吧。这封信的事情你不会知道——只有你父亲和我知道它存在过。你是来找人。”
“找冯瘸子。”苏城说。他把沈伯炎的信从笔记本里抽出来，放在柜台上，“昨天晚上，岚山村的人把这封信带给了我。写信的人叫沈伯炎——他应该是你的远房堂兄。”他把信往前推了推，“他说他去找冯瘸子了，想让冯瘸子回村，在村民大会上承认二十年前做了伪证。他说如果他没能回来，让我来找你。找你和你丈夫。关志平。镇派出所副所长。”
沈小禾看着柜台上的信。她没有伸手去拿。她的表情在听到“冯瘸子”三个字时变了——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个邮递员对镇上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的人在听到一个麻烦的名字时，眉头极细微地皱了一下。然后她听到“关志平”，眉头从皱眉变成了某种更深的东西——是那种和一个人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之后，听到别人提起他时的本能反应。不是爱，不是怨，是习惯。
“老关不在镇上。”她说，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他前天去了县里。沈伯炎和冯瘸子的事，他不一定管得了——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冯瘸子背后的人不在乌陀镇，也不在县里。他们在北澜城。”她把椅子拉近了一些，压低了声音，“冯瘸子的药材铺叫‘和顺堂’，在镇西头。铺子里卖的全是合法药材——至少柜台上的都是。但铺子后面有一间仓库，仓库下面是地窖。那个地窖里存的东西，是冯瘸子替山上药商转手的。你父亲查到的药材掺假，源头不在山上——山上的药农只是种药采药，掺什么、怎么掺、掺多少，全是冯瘸子的药商在镇上调的。他们买通了省里一个质检员，每一批掺假的药材出山之前都能拿到合格证。合格证是真的，签字的人也是真的——唯一假的是报告上的检测数据。”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邮递员。”沈小禾说，嘴角那道弧线弯了一下——一个在邮局工作了四十年、看过太多信封上地址和收件人姓名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笑，“冯瘸子每个月经手的合格证快递，都是我送的。他以为我不识字。他不知道我每天分拣信件的时候，每一份快递单上的寄件人和收件人我都看。一个镇上药材铺的老板，每个月收到省药品检验所发来的快递——不是一份，是十几份。每一份快递的寄件人都是同一个质检员。我把那个质检员的名字记下来了，写在邮局分拣簿的备注栏里。记了三年。”
她站起来，走到分拣柜前，从最高一层的抽屉里拿出一个软皮笔记本。笔记本书脊上贴着标签：“备查。收件异常记录。一九九五年至今。”她翻到其中一页，递给苏城。那一页上密密麻麻写着日期、快递单号、寄件人、收件人。寄件人那一栏全是同一个名字——赵元恺，北澜省药品检验所质检三科。收件人那一栏也几乎是同一个名字——冯正德，乌陀镇和顺堂药材铺。
“冯瘸子的大名就叫冯正德。”沈小禾说，“这个名字我每天在快递单上至少看一遍，看了二十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连老关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老关还是个小民警，查不了省里的案子。沈山岳在的时候，镇上有人替他盯着派出所。沈山岳死了以后，冯瘸子接替了他的角色。冯瘸子不是山灵法廷的人，也不拜山灵——他拜的是钱。谁给他钱，他就替谁做事。二十年前他替沈山岳做伪证，说秀姐是自己摔下栈道的。二十年来他又替山外的药商做假证，把掺了毒的药材贴上合格标签卖给省外的中药厂。”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苏城面前。
“沈伯炎去找冯瘸子，不是去做交易。沈伯炎那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和他爸不一样。他爸沈山岳是个纯粹的恶人，沈伯炎只是太晚了才学会不当恶人。他去和顺堂，大概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去的——他想用自己一条老命，换冯瘸子在村民大会上说出当年的伪证。但他想得太简单了。冯瘸子不是山里人——他不会跟你讲规矩，不会跟你谈条件。他只会做一件事：把威胁他的人处理掉。”
苏城把笔记本放进了背包里。“冯瘸子的铺子在镇西具体什么位置？”
沈小禾看着他的眼睛，犹豫了几秒。“老街第四十七号。门口挂着‘和顺堂’的招牌，招牌上画着一只鹿——不是真的鹿，是那种传统药材铺用来表示‘鹿茸’的简笔画，画得很难看，鹿角画得跟树杈一样。你不会搞错。”
苏城站起来，把搪瓷杯子里剩下的水一口喝完，杯底沉淀的水垢在舌尖上留下一股铁锈味。他把杯子放回柜台上，把背包挎上肩膀。“沈阿姨，还有一件事——派出所副所长关志平，他什么时候从县里回来？”
“明天。”沈小禾说，“他这次去县里，是要汇报一桩去年的案子。一桩在石板溪下游发现无名尸体的旧案。尸体已经烂得只剩骨头了，法医鉴定说死了至少二十年。肋骨上有刀痕，但不是致命伤——致命伤是头骨碎裂，像是从高处摔下去的。”她说到“摔下去”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忽然放得很轻，“那个案子的尸骨现在还放在县殡仪馆的冷冻柜里，没人认领。老关觉得是山里的案子——不是天坑里的，是被杀以后埋在半路、被山洪冲出来的。”
苏城转身看着她。“那个尸骨有什么特征？”
“左手腕上有一道旧伤。不是骨折，是刀伤。愈合了很多年，但骨头上留下了痕迹。法医说那道伤是被利器砍的，砍得很深，差一点就把手腕砍断了。能活下来是奇迹。”沈小禾的脸色在邮局昏暗的光线中忽然变得苍白，“你怎么知道有特征？”
苏城把手伸进背包，掏出那颗李槐的铜纽扣，放在柜台上。“那个尸骨左手腕有刀伤。李槐的接头人，二十年前在换刑中被我父亲推下天坑。但那个人在天坑之前，是沈山岳雇的打手——他在山外背过两条人命，逃进山里躲追捕。他的左手腕差点被人砍断。沈山岳收留了他，条件是替法廷处理不方便自己动手的事。后来沈山岳死了，这个人消失了——我以为他死在了天坑里。但也许他没有死在天坑里。也许他被推下去之后活了下来，从暗河里爬了出去，然后在石板溪下游被人灭口了。”
沈小禾把纽扣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儿。她把纽扣放在信封旁边，然后忽然伸手拍了一下苏城的肩膀，力道不小，像个长辈在教训不听话的晚辈。“你这孩子，来邮局不早说。老关查这个案子查了一年，翻烂了县里所有的档案，就是找不到这具尸骨的身份。原来答案在你口袋里。”她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名片递给苏城，“老关的手机号。他的座机到了县里就打不通了，但你打他手机——就说是我让你打的。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他马上回来。”
苏城接过名片。名片很旧了，边角都卷了，上面印着“乌陀镇派出所 副所长 关志平”，手机号是用圆珠笔手写加上去的。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沈小禾问。
“我不知道他全名。”苏城说，“但沈伯炎知道。沈伯炎的父亲沈山岳收留他的时候，给他换了一个名字——一个山里人的名字。他现在就躺在县殡仪馆的冷冻柜里，等他被认出来，已经等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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