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傍晚开始下，到午夜时分已经变成了瓢泼。
南华市东城区老戏院对面的巷子里，积水漫过了青石板，倒映着路灯昏黄的光。陆鸣把警用雨衣的领口往上拉了拉，站在警戒线外，看几个穿白大褂的法医在楼道里进进出出。
“又死一个。”
说话的人叫老周，南华市公安局刑侦科的副科长，陆鸣的顶头上司。他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双手插在裤兜里，像是在看一场无聊的戏。雨水顺着屋檐滴到他肩膀上，他也懒得躲。
“这次是谁？”陆鸣问。
“郑廷克。”老周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十一年前在惩戒营当过审讯股长的那位。三个月前刚拿的特赦令，报纸上还登过他的改造心得。”
陆鸣没说话。他记得那个名字。郑廷克，四十七岁，原北华绥靖公署惩戒营少校审讯股长，华夏共和国建国后被判无期徒刑，在抚林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年。三个月前的建国十年大庆特赦令上，他是第一批被释放的战犯之一。报纸上说他“确实改恶从善，拥护新政，改造彻底”。
现在他死了。
老周领着陆鸣走进楼道。灯泡早就坏了，法医临时牵了一根电线，挂了个白炽灯。光线惨白，晃得人眼睛发酸。楼梯扶手是木头的，有些地方已经腐烂，踩上去吱呀作响。
郑廷克住在三楼靠东的那间。门是虚掩的，老周用膝盖顶开，侧身让陆鸣先进。
屋子里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纸箱，里面塞满了旧报纸和杂物。窗帘是碎花的，洗得发白，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像某种缓慢的呼吸。
郑廷克就坐在那把椅子上。
准确地说，他被绑在椅子上。
绳子是普通的麻绳，在五金店随便就能买到的那种。绑法没什么讲究，只是确保他跑不掉。他的嘴里塞着一块布，是撕下来的床单。眼睛睁着，瞳孔已经散了。
致命伤在胸口。一刀，从第二根和第三根肋骨之间斜着刺进去，穿透了心脏。刀口很窄，凶手用的应该是细长的利器——不像匕首，更像某种锥子，或者是磨尖的金属棍。
但这不是全部。
陆鸣蹲下来，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看。郑廷克的左耳被割掉了，整整齐齐，像是用手术刀划过。那只耳朵被放在他面前的方桌上，旁边搁着一张纸。
纸不大，比手掌稍宽。边缘发黄，有被水浸过的痕迹，上半部分缺了一角。上面的字是钢笔写的，笔画很重，有些地方洇开了——
“第五十一条。”
下面是空的。或者说，下面的内容被撕掉了。
“这是什么意思？”老周凑过来。
陆鸣没回答。他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他又拿起那只耳朵，仔细看了看切面。边缘很平整，没有反复切割的痕迹，一刀到底。这人下手很稳。
“老周，你记得四天前西城的那个案子吗？”
老周一怔，随即摇头：“那个不一样。孙明辅是被勒死的，没有割耳朵——”
“有。”
陆鸣站起来，把雨衣脱了，搭在椅背上。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抽出几张照片。老周接过去一看，脸色变了。
照片上，孙明辅的遗体躺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脖子上勒痕深可见骨。但在他身旁的茶几上，同样摆着一张残破的纸片，上面写着——
“第十三条。”
老周沉默了很久。雨声从窗外灌进来，夹杂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楼下的法医在说什么，听不太清。
“你是说，同一个凶手？”老周终于开口。
“同一个凶手，同一个理由。”陆鸣转身看着郑廷克的尸体，“他在按照某种顺序杀人。孙明辅是第十三，郑廷克是第五十一。中间缺了很多人，这说明要么他跳着杀，要么他已经在别的地方杀过了，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这两个人之间能有什么关联？一个是文职，一个当过审问官——”
“是审讯股长。”陆鸣纠正他，“负责审问、取证、写供词。”
他走到方桌前，拿起那张残破的纸片，举到灯下。纸的质地很粗糙，像是某种土造的毛边纸。字迹的颜色深浅不一，不是一次性写成的。更像是在不同时间、用同一支笔陆续添加上去的。
“这像是什么？”陆鸣问。
老周凑近了看，半晌才说：“名单？”
“对，名单。”陆鸣把纸片放回桌上，“一份名单。上面有五十一行，也可能是更多。郑廷克排在第五十一位。孙明辅排在第十三位。”
“那前十二个呢？”
“问得好。”
陆鸣走到窗前，把碎花窗帘撩开一角，往外看。雨幕中，对面的老戏院黑黢黢的，招牌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东城是老城区，住的要么是没钱搬走的老住户，要么是像郑廷克这样拿到特赦令后无处可去的“改造人员”。
“十一年前，郑廷克在惩戒营当审讯股长的时候，经手过多少案子？”陆鸣像是在自言自语，“那些被他审讯过的人，最后都怎么样了？”
老周没接话。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华夏共和国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政权，各地都设立了审查机构。惩戎营、改造营、反省院——名称不同，职能相似。大批前朝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商界人士被关押审查，有的判了刑，有的被处决，有的在改造中死去，有的活了下来，被教育成了“新人”。
十年过去了。新政权已经站稳了脚跟，需要向前看。于是有了特赦令，有了“既往不咎”，有了一批又一批重获自由的战犯。
但那些死去的人呢？
那些没有等到特赦令、死在改造营里的人呢？
他们的家属还活着。
陆鸣又想起了四天前那个案子。孙明辅，原南华绥靖公署政工处副处长，同样是被第一批特赦的战犯。被发现死在家里的时候，脖子上还勒着那条绳子。法医判断死亡时间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没有目击者，没有挣扎痕迹——凶手是熟人，或者说，凶手让他以为是熟人。
茶几上那张写着“第十三条”的纸片，是唯一的线索。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那是个例。孙明辅在改造期间得罪过人，出来后被寻仇了。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过，上级的意思也是低调处理，别让媒体炒作，别影响特赦工作的大局。
陆鸣把那份材料压在了最底层。但他记住了那张纸片。
现在又出现了第二张。
“你们查了孙明辅在惩戒营的档案没有？”陆鸣问。
老周摇头：“那些档案十年前就封存了，要调阅得局长签字。”
“那你打算去找局长签字吗？”
老周看着陆鸣，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想点那根叼了半天的烟，但烟已经被雨水浸软了，点不着。他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碎。
“陆鸣，你知道建国十年特赦是什么分量吗？最高议会定下来的大政方针，中央文件里写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你这时候去翻旧账，查到什么都是给上头添乱。”
“我只需要调阅两个人——”
“两个人也不行。”老周的声音突然硬了起来，“你以为局长会给你签字？他签了，就说明他心里也怀疑这案子跟当年的案子有关。一旦确认了，特赦工作的成果就全打了折扣。这个责任谁担？”
陆鸣不说话了。
雨打在窗玻璃上，劈啪作响。法医的人进来把郑廷克的尸体往外搬，担架碰到门框，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有人招呼老周去签字，老周应了一声就出去了，留下陆鸣一个人站在屋子里。
桌上的纸片还在。
陆鸣盯着它看了很久。
第五十一条。
如果这真的是一份名单，那么名单上至少还有四十九个人——可能是凶手的目标，也可能是已死的人。按照孙明辅和郑廷克的死亡间隔，凶手的节奏大约是四天一个。这意味着下一个目标随时可能出现。
但凶手是谁？
一个被郑廷克审讯过的人？可能性不大。郑廷克在惩戒营干了整整三年，经手的案子上千件，被他送上刑场的不下百人。任何一个人的家属都有动机。但十一年过去了，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
因为特赦。
陆鸣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
因为那些本该死在监狱里的人，被放出来了。
他们以为特赦意味着新生，意味着过去的罪恶一笔勾销。有人不这么想。有人觉得，特赦是另一种侮辱——对死者的侮辱，对幸存者的侮辱。
这个人要让那些被特赦的人，用自己的命来偿还。
陆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写了几行字：
“孙明辅，第十三条。郑廷克，第五十一条。名单？谁拟的名单？上面的人名是什么排序？罪名？还是处决名单？”
他停了一下，又加了最后一行：
“凶手知道答案。他手里有完整的名单。”
写完这行字，陆鸣把笔记本合上，塞回口袋。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老周回来了，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
“局长来电话了。”老周说。
“怎么说？”
“让你明天上午去他办公室。”老周顿了顿，“陆鸣，你想好了再开口。”
陆鸣没回答。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张残破的纸片，然后跟着老周走出了屋子。
外面的雨还在下。
南华市的夜色很深，深得像一口井。
第二天早上八点，陆鸣准时出现在南华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门口。
局长姓段，叫段承业，四十出头，是从省厅调下来的。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南华市地图，窗户擦得一尘不染，窗台上养着一盆君子兰。整个房间干净整洁，和楼下刑侦科的杂乱形成鲜明对比。
段承业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捏着一支钢笔，面前摊开着一份文件。他让陆鸣坐，然后继续看文件，看了足足五分钟。
陆鸣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
“孙明辅和郑廷克的案子，老周跟我汇报了。”段承业终于开口，语气不冷不热，“你怀疑是连环案？”
“不是怀疑，是确认。”陆鸣说，“两次作案手法虽然不同，但现场遗留的纸片编号格式一致，笔迹初步鉴定也一致。凶手在刻意展示某种关联性。”
“什么关联性？”
“一份名单。编号从第一到第五十一，至少。孙明辅是第十三号，郑廷克是第五十一号。两人都曾在惩戒营任职。我推测，这份名单罗列的是十一年前在惩戒营或其他改造机构中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员。凶手在按照名单进行处决。”
段承业放下钢笔，十指交叉搁在桌上，看着陆鸣。
“推测？”他重复了这个词，“你现在只有两具尸体和两张纸片，没有物证，没有目击者，没有动机链条。仅凭一个编号序列，你就想推翻建国十年特赦的政治成果？”
“我没有想推翻任何东西。”陆鸣说，“我只是想抓住一个杀人犯。”
段承业盯着他看了很久。君子兰在窗台上静静地长着，叶片宽厚，绿得发亮。
“好。”段承业终于说，“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连环案，我就给你签字调阅档案。但有一个条件——你的调查必须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不得惊动媒体，不得惊动特赦人员群体，不得让外界产生任何关于‘特赦政策遭到挑战’的联想。”
“明白。”
“另外，”段承业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到他面前，“这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一份文件。你看一下。”
陆鸣接过来。是一份内部通报，标题是《关于稳控当前特赦人员思想动态的通知》。内容大致是说，近期个别特赦人员在思想上出现反复，对改造政策心存不满，甚至表现出仇视新社会的苗头，要求各地公安局密切关注此类人员动向，发现异常及时上报。
“什么意思？”陆鸣问。
“意思是，”段承业身子往后一靠，“如果你抓到凶手，最好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战犯。这样皆大欢喜——特赦政策没错，是这个人自己辜负了宽大。”
陆鸣把那份通报放回桌上，没有接话。
走出局长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已经忙起来了。有人抱着卷宗小跑，有人在电话里吼，有个穿便装的男人坐在长椅上打瞌睡。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灰色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
陆鸣走进刑侦科的办公室，老周正对着墙上的南华市地图发呆。听到脚步声，他回过头。
“谈得怎么样？”
“三天时间，秘密调查。”陆鸣说，“加上一个政治任务——抓到的人最好是个不思悔改的战犯。”
老周冷笑了一声：“意料之中。你打算怎么办？”
陆鸣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抽屉，拿出孙明辅案的卷宗。卷宗很薄，只有二十几页。他翻了翻，抽出那张写着“第十三条”的纸片，放在桌上。
然后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郑廷克案的那张写着“第五十一条”的纸片，并排放好。
两张纸片的大小、质地、甚至残缺的角度都很相似。字迹也是同一个人写的——笔画偏硬，转折处有棱角，像是用钢笔临摹过魏碑字帖。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陆鸣说。
“什么？”
“这些纸片的破损方式。”陆鸣指着两张纸片的上缘，“孙明辅这张，从编号上方大约半寸的位置被撕断。郑廷克这张也是同样的位置被撕断。说明什么？”
老周想了想：“这些纸片是从同一张纸上撕下来的？”
“对，而且是刻意撕下来的。”陆鸣拿起郑廷克案的那张纸片，“编号是从上往下写的，每列可能十个名字，也可能更多。行凶之后，凶手撕掉这一行，留在现场。但他保留了上面那一截。”
“上面那一截写了什么？”
“标题。”陆鸣说，“这份名单的总标题。”
他放下纸片，看着老周：“找到完整的那份名单，就能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
“如果名单上有五十一人以上呢？我们不知道凶手的顺序是正着杀还是倒着杀，是跳着选还是随机挑。”
“不是随机的。”陆鸣说，“孙明辅排在第十三位，但他被杀了——他是政工处副处长，不属于一线审讯人员。郑廷克排在第五十一位，是审讯股长。两个人的职位、罪行都不在一个层级上，却出现在同一份名单里。这说明名单不是按官职排的，也不是按姓氏排的。”
“那按什么排？”
“我不知道。但我有一个猜测。”陆鸣把两张纸片重新装进证物袋，封好口，“这条线索得从惩戒营的旧档里找。”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
“档案室在西郊，归民政局管。名义上封存，实际上那地方连个看门的都没有。去年有个记者想溜进去翻材料，被发现了，关了三天。”
“然后呢？”
“然后那份材料就真的被封了。”老周看着陆鸣，“你想去？”
陆鸣没回答。他把证物袋收进公文包，又从抽屉最里层摸出一样东西——一张泛黄的证件，上面的照片是他自己，名字却写的是另一个人。
赵横。
这是他昨天晚上连夜做的。证件是假的，但纸张和印章都做得极像。名字是真的——赵横，原北华绥靖公署情报处少将副处长，五年前在改造营病死的战犯。档案里记录他死得很干净，没留下任何争议。
但他没有家属来领遗体。
这意味着，很少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老周看了一眼那张假证件，脸色变了。
“你疯了。”
“我没疯。”陆鸣把证件收好，“如果凶手手里有一份名单，那么在名单上的人被杀光之前，他不会停手。我们要么等他杀光所有人再抓到他，要么在他杀下一个之前找到他。第一种方案最快也得几个月，第二种方案需要知道名单的内容。”
“那跟你伪造身份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时间慢慢翻档案。三天时间，局长给我三天。”陆鸣说，“但我可以创造一个条件，让凶手主动来找我。”
老周盯着他看了足足十秒钟。
“你想把自己变成诱饵。”
“对。”
“一个本该死了的战犯，突然重新出现。”陆鸣的声音很平静，“你觉得那个手里握着名单的人，会不会想来看看，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一个？”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陆鸣脸上，他却觉得有些冷。
老周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你要扮演谁？”
“赵横，北华绥靖公署情报处少将副处长。”陆鸣说，“五年前死在改造营。档案里记录的死亡原因写的是肺病发作，但原始病历找不到了。我可以编一个故事——我没有死，而是因为患有严重肺病，被转移到外省就医，最近刚获特赦回到南华市。我需要一份档案来支撑这个身份，需要一段说得过去的履历，需要让人相信赵横这个人真的活着。”
“然后呢？”
“然后我会住进东城老区，那里住了不少特赦人员，消息传得快。我放出话，说我手里有一些旧档案的副本，涉及当年惩戒营的一些事情，想找买家。等这个消息传到凶手耳朵里，他会来找我。”
“你凭什么觉得凶手会来找你，而不是直接杀了你？”
“因为他需要的不是杀人，是确认。”陆鸣说，“他现在是按名单杀人。名单上的人他必须杀，但不在名单上的人呢？赵横不在名单上，但赵横手里可能有名单上没有的信息。对凶手来说，这是计划之外的风险，他必须来确认。”
老周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陆鸣站了很久。
“你需要什么东西？”
“赵横在改造营的完整卷宗副本。包括他的入狱登记、同室人员名单、改造表现评估、死亡报告。如果调不到原件，复印件也行。越多细节，我的身份越可信。”
“我去想办法。”老周转过身来，脸色很难看，“但你要想清楚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个凶手杀了两个人，手法都不一样。孙明辅是被勒死的，无声无息，没有任何挣扎。郑廷克是被绑在椅子上慢慢刺死的——这不是单纯的杀人，这是行刑。”老周一字一顿，“如果你暴露了，他不会给你留任何机会。”
陆鸣点点头。
那天下午，他去了南华市第二档案馆。
第二档案馆在市郊，是一栋灰扑扑的四层老楼。楼前的台阶上落满了梧桐叶，没人扫。门口的传达室坐着一个老头，耳朵不太好，陆鸣说了三遍“查资料”，老头才慢吞吞地指了指二楼。
楼梯间里有一股霉味，混合着旧纸张和灰尘的气息。二楼走廊很长，两边都是紧闭的房门，门牌上的字已经褪色了。尽头那间的门虚掩着，透出一线灯光。
陆鸣推门进去。
房间很大，摆满了铁皮档案柜。空气中悬浮着细小的灰尘，在昏黄的灯光下像金色的碎屑。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摊开一本厚厚的登记簿。看到陆鸣进来，她推了推眼镜。
“有事？”
“查一份档案。”陆鸣说，“改造营病故人员卷宗。五年前的。”
“编号？”
“没有编号。名字叫赵横。”
女人看了他一眼，低下头，手指在登记簿上慢慢划着。
“赵横……”她念叨着，“北华来的？”
“对。”
“那份卷宗上个星期刚被人调阅过。”女人抬起头，“和你一样，没走正规手续，趁我吃饭的时候溜进来的。”
陆鸣的心猛地一跳。
“你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了吗？”
“没有。监控坏了半年了。”女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但他翻档案的时候，在桌上洒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女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牛皮纸袋，倒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些细碎的白色颗粒，混杂着青黑色的微小碎片。陆鸣拈起一粒，对着灯光看。颗粒表面有细密的纹理，像是某种植物种子的外壳。青黑色碎片则更硬，边缘锋利，断口处泛着光泽。
“瓷片。”陆鸣轻声说。
“什么？”
“瓷片和种子壳。”他把颗粒放回纸袋里，“那个人穿了一件沾了这些东西的衣服。或者他刚去过一个堆满这些东西的地方。”
他想起南华市地图上的一个位置。
西郊殡仪馆旁，有一家废弃的陶瓷厂。陶瓷厂边上的荒地里，长满了蓖麻。
那个地方，离惩戒营旧址不到两公里。
陆鸣收起纸袋，向女人道了谢，走出第二档案馆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梧桐叶在风里打着旋，远处有火车汽笛声响起，长长的，像一声叹息。
他没有回公安局。
他直接去了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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