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令贴满了南华市的大街小巷。
陆鸣从南郊纸扎铺回来的路上，在三个不同的街角看到了同一张素描画像。A3大小的白纸，油墨还散发着新鲜的化学品气味，用图钉钉在梧桐树的树干上、电线杆上、居委会的宣传栏里。画像上的沈若棠比真人更冷峻——画家把她的嘴唇画得太薄，把她的下颌画得太尖，把她眼底那种深不见底的悲伤简化成了纯粹的冷漠。画像下面印着一行粗体黑字：“沈若棠，女，约二十五岁，涉嫌四宗谋杀案。知情举报者请致电南华市公安局刑侦科。”
陆鸣在一个宣传栏前停下来，伸手把那张通缉令揭了下来，折好，放进口袋。这个动作被对面水果摊的老板娘看到了，老板娘嗑着瓜子冲他喊：“哎！那是公安局贴的，你揭了犯法！”陆鸣没有回答，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街角。
回到公安局已经是傍晚。院子里停着两辆省里牌照的黑色轿车，是北华省公安厅的车。陆鸣把自行车靠在墙边，走进办公楼。走廊里站着几个穿白色制服的内勤，表情严肃，看到他进来，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又迅速移开，像一群被惊动的鱼。
老周在刑侦科门口等他，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段没有弹。他看到陆鸣，把烟掐灭在门框上，拉着他进了办公室，反手把门关上。
“省厅来人了。”老周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下午三点到的，一个副厅长带队，直接进了段局长的办公室。到现在还没出来。”
“来干什么？”
“接管案子。”老周说，“孙明辅、郑廷克、孟怀安、周培公——四宗命案，全部划归省厅专案组。我们刑侦科只负责配合协查，不再拥有办案权。”他从桌上拿起一份红头文件递给陆鸣，“这是刚传下来的。”
陆鸣接过文件。抬头印着“北华省公安厅关于成立南华市特赦人员系列命案专案组的通知”，正文措辞严厉，指出南华市公安局在案件侦破中“进展缓慢、处置失当”，决定由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葛振山担任专案组组长，即日起接管全部案卷和物证。文件末尾盖着鲜红的公章，印泥还没干透。
“他们带走了什么？”陆鸣问。
“孙明辅、郑廷克、孟怀安的案卷原件。现场的证物——三张纸片、那个粗瓷碗。还有你在陶瓷厂找到的纸灰残片。”老周顿了一下，“我今天上午刚把这些东西整理归档，他们就来了。时机巧得像是有人通风报信。”
高仲平。
陆鸣脑子里跳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高仲平今天凌晨给段承业打了三个电话，其中一个就是凌晨一点——正好是老周整理完案卷、陆鸣从陶瓷厂回来的时间。他一定已经知道刑侦科在调查沈玉麟案的关联性。成立省厅专案组不是为了提高侦破效率，而是为了把调查方向从沈玉麟案上引开。
“葛振山这个人，你了解吗？”陆鸣问。
老周苦笑了一声：“怎么不了解。他在省厅干了二十年，办过不少大案，但有一个特点——特别善于领会领导意图。高仲平当南华市副市长之前，在省政法委挂过职，跟葛振山是老相识。”
陆鸣沉默了几秒钟。一个由高仲平老相识领导的专案组，接管了所有指向沈玉麟案的物证。这些物证被送到省厅之后，会不会被妥善保管？那三张写着编号的纸片，那只刻着“第五十一条已结”的粗瓷碗，那些烧焦的审讯档案残片——它们是证据，同时也是沈玉麟冤案的线索。如果专案组选择性地忽视后者，它们就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和破瓷片。
“他们还不知道会议纪要的事？”陆鸣问。
“不知道。那份东西你没交给我归档，我也没有登记。”
“瓷瓶里的遗书呢？”
“只有你自己知道。”
陆鸣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从宣传栏揭下来的通缉令，展开，放在桌上。“老周，你帮我看一眼这张画像。画得准不准？”
老周端详了一会儿：“七八分像。但神韵不对。真人没有这么凶。”
“谁画的？”
“省厅带来的刑侦画师。根据周培公的描述画的——周培公死之前，在他家楼下跟邻居提过一嘴，说昨天晚上在小礼堂后院被一个女服务员袭击。那个邻居把描述转述给了派出所，画师根据那些描述画的。”
所以画像的依据是周培公的转述，不是直接目击。周培公已经死了，他的描述无法被核对。这张通缉令上的脸，是一个死去的人对一个活人的记忆的二手转述——它和真实的沈若棠之间，隔着两层不可靠的叙述。
这对沈若棠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不幸的是通缉令已经贴遍全城，她的活动范围被大大压缩。幸运的是这张画像并没有画出她最显著的特征——那双眼睛里深不见底的悲伤。
门外传来脚步声。皮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很重，很稳，每一步都像是丈量过距离。门被推开了。
葛振山站在门口。
他五十出头，身材魁梧，肩膀很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公安制服，领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脸是方形的，颧骨很高，眉毛浓黑，一双眼睛不大但很锐利。整个人站在那里，像一堵墙。
“你是陆鸣？”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北华省北部的口音。
“是。”
葛振山走进来，目光在陆鸣身上扫了一遍，从上到下，像在估价一件物证。他没有坐，只是站在办公桌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坐在椅子上的陆鸣。
“段局长说，孙明辅案是你出的现场？”
“是。”
“郑廷克案也是你？”
“是。”
“孟怀安案也是你。”
“是。”
“四宗案子，你经手了三宗。三宗都发现了带有编号的纸片。你根据这些纸片推断出凶手在按照一份名单杀人。然后昨天晚上，”葛振山的声音忽然加重了，“你在市府小礼堂的后院里，亲手把一个袭击周培公的女嫌疑人放走了。”
陆鸣没有说话。老周在旁边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你放走她的理由是什么？”葛振山问。
“当时没有足够证据确认她就是三宗命案的凶手。我的首要任务是阻止现场发生伤亡。周培公没有受伤，嫌疑人逃离了现场，我在事后补报了一份详细的现场报告。”陆鸣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背诵一份已经准备好的证词。
“报告在哪里？”
“今天上午交给了段局长。”
葛振山盯着他看了很久。那双锐利的眼睛在陆鸣脸上搜索着什么——是漏洞，是破绽，还是某种可以被利用的东西？
“从今天起，你不再参与此案的任何调查工作。”葛振山说，“专案组会接管一切。你留在刑侦科处理日常事务。未经我的批准，不得接触任何与本案有关的档案、物证和证人。明白吗？”
“明白。”
葛振山又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老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瘫在椅子里。
“他盯上你了。”
“我知道。”陆鸣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的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发动了，雪亮的车灯在暮色中劈开两道光的甬道。专案组的人正在往车上搬纸箱——那是从证物室搬出来的，四宗命案的全部物证。
“他们要去哪里？”他问。
“省厅专案组借用了市局三楼的会议室作为临时办公室。据说要在这里驻扎一周。”
一周。正好是高仲平给段承业的最后期限。
陆鸣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地敲着。葛振山接管了物证，但沈若棠手里的东西他没有接管——那份从惩戒营旧址翻出的原始卷宗。那份卷宗里一定有会议纪要之外的内容：审讯笔录、证人证言、甚至可能是高仲平亲笔签发的伪造供述书原件。如果沈若棠把这些东西公之于众，高仲平的仕途就会在一天之内灰飞烟灭。
但沈若棠没有公之于众。她选择了继续杀人。
因为她不相信法律。十一年前法律杀死了她的父亲，十一年后法律赦免了那些凶手。在她眼里，公之于众的正义太慢了，太不可靠了，太容易被权力稀释成一纸空文。只有亲手处决，才能让她安心。
陆鸣理解她。这正是让他最不安的地方。
“老周，你今天晚上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你在省厅专案组的人里有熟人吗？”
老周想了想：“有一个。档案室的小陈，以前是我的徒弟，去年调到了省厅。这次她跟着专案组来了，负责管理物证和档案。”
“你帮我去找她喝个酒。”
老周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陆鸣的意思。“你想知道专案组的调查方向？”
“他们拿走了四宗命案的物证，但沈玉麟案的关联性，他们会不会继续追查？还是会把方向引到别的地方去？这些我都要知道。”陆鸣顿了顿，“还有一件事。高仲平今天晚上在南郊纸扎铺附近的一栋老宅子里有一场秘密会议。段承业今天早晨告诉我这个信息的时候，暗示我不该去。但他既然说出了口，就说明他希望我去。”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你自己小心。葛振山不是吃素的。他盯上的人，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
陆鸣走出公安局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他没有直接去南郊。他先回了一趟宿舍，从抽屉里拿出那只粗瓷小瓶。青灰色的釉面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瓶底那两行针尖刻字依然清晰。他把瓶口的软木塞拔出来，将里面那张毛边纸倒出来，借着台灯的光又读了一遍。
“吾女不可复仇，不可记恨，当好好活着。”
沈玉麟在临死前用烧窑的炭笔写下这行字的时候，大概已经预见到女儿会走上复仇的道路。但他还是写了。不是因为他觉得女儿会听他的话——一个九岁的孩子徒步两小时走到殡仪馆收父亲的骨灰，这样的孩子注定不会“好好活着”。他写这行字，也许只是为了让自己在最后一夜有一个念想。一个关于女儿长大后种花养草、结婚生子的念想。哪怕他自己也知道这念想永远不会成真。
陆鸣把遗书重新卷好，塞回瓷瓶。然后把瓷瓶放进口袋，走出宿舍。
南郊的夜比城里更深。纸扎铺已经关了门，白色的纸花圈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陆鸣没有在纸扎铺停留，继续往南骑了大约一里路，找到了段承业描述的那栋老宅子。
宅子藏在一片废弃的仓库区后面，是典型的旧式院落——青砖围墙，黑色木门，门楣上嵌着一块石匾，上面刻着四个字：“静修别院”。这个名字在陆鸣的记忆里出现过。他在翻看惩戒营档案的时候见过这个名字——静修别院，原为前朝富商的私宅，一九四九年被惩戒营征用，改为“特别案件招待所”。许多不适宜在惩戒营办公楼内进行的审讯和谈话，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沈玉麟当年，有没有被带进过这扇门？
陆鸣把自行车靠在墙根，绕着宅子走了一圈。院子不大，前院种着两棵石榴树，枝叶茂密，遮住了大半扇窗户。后院的围墙矮一些，墙上嵌着一扇小铁门，门锁已经锈死了，但旁边堆着几个木箱，踩上去可以翻过墙头。
后院的窗户亮着灯。
不是明亮的白炽灯，而是昏黄的烛光，忽明忽暗，像是有人在里面点了一根蜡烛。陆鸣踩着木箱翻上墙头，轻手轻脚地落在院内的泥地上。后院很小，铺着青石板，石缝里长满了青苔。靠墙放着一排花盆，里面的花早就枯死了，只剩下干裂的泥土和几根枯枝。
烛光是从东厢房的窗户透出来的。
陆鸣贴着墙根走到窗下，微微侧身，透过窗帘的缝隙往里看。
房间里有一张长桌，桌上点着一根白蜡烛。蜡烛的光把房间照得半明半暗。桌边坐了五个人。陆鸣认出了其中两个。一个是高仲平——他坐在主位，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表情在烛光下显得阴沉而疲惫。另一个是葛振山——他坐在高仲平的左手边，制服的风纪扣已经解开了，露出里面白色的衬衫领子，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烛光中袅袅升起。
另外三个人陆鸣不认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大概四十出头，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看上去像是秘书或记录员。还有两个中年男人，都穿着便装，一个秃顶，一个留着平头，脸上带着那种在机关里混了多年才能修炼出来的谨慎表情。
陆鸣蹲在窗下，耳朵贴着墙。老宅子的砖墙不厚，里面说话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
“……这件事情必须尽快解决。”是高仲平的声音，语调低沉，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省里的压力已经传导下来了。特赦是最高议会定的调子，如果被几桩命案搅黄了，在座的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凶手是沈玉麟的女儿。”葛振山的声音，“今天下午拿到通缉令画像之后，我们通过户籍系统追溯了她的社会关系。陈怀礼和李秀兰已经纳入监控。西郊陶瓷厂的废弃宿舍也派人蹲守了。但人还没有抓到。”
“抓到了怎么办？”戴眼镜的瘦子问。
“抓到了就按正常程序走。”葛振山说，“四宗命案，证据确凿。死刑是板上钉钉的。”
“正常程序太慢了。”高仲平说，“一旦进入审判，她在法庭上会说什么？她会把沈玉麟的旧案翻出来，会把赵横的供述书拿出来，会把那份会议纪要——如果她拿到了的话——当庭宣读。到时候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是谁，还不好说。”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陆鸣能听到烛火噼啪跳动的声音。
“那份会议纪要的下落，查清楚了吗？”高仲平问。
“还没有。”葛振山说，“周培公的住所我们已经搜查过了，没有找到。孙明辅、郑廷克、孟怀安的家也都搜了，没有。目前唯一的可能是被沈若棠取走了。”
“不能让它见光。”高仲平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陆鸣几乎听不见，“那份纪要如果见了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们三个——都脱不了干系。”
没有人说话。五个人坐在烛光里，像五尊泥塑。
陆鸣的心跳在胸腔里撞得生疼。他紧贴在砖墙上的手掌已经出汗了，汗水洇进青砖的缝隙里，冰凉彻骨。高仲平刚才说“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意味着房间里那三个他不认识的人，也都和沈玉麟的案子有关。他们都是名单上的人。
他努力在脑海中搜索那份会议纪要上的名字。出席名单有五十一人，除去已经死去的孙明辅、郑廷克、孟怀安、周培公、赵横，还有四十六个人。四十六个人里，有多少还活着？有多少住在南华市？有多少正坐在这间烛光摇曳的房间里，商量着如何让一份十一年前的冤案继续沉在水底？
就在这时，房间里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陆鸣侧身再看，高仲平站了起来，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铁皮柜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柜门。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长桌上。
“这是当年沈玉麟案的全部原件。”高仲平说，“审讯记录、证人证言、定案报告、以及——”他停了一下，“那份供述书。”
“你一直留着？”葛振山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不是留着。是锁着。”高仲平说，“五十一个人每人都在上面签了字。这份东西如果落到外人手里，比会议纪要致命十倍。”
陆鸣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几乎凝固了。
供述书原件。沈玉麟案的原始卷宗。
沈若棠翻遍了惩戒营的档案室，找到了会议纪要，但她没有找到这份原件。因为原件根本就不在惩戒营的档案室里。它被高仲平藏了十一年，锁在这栋见证过无数次秘密交易的静修别院里。
而此刻，它就在他眼前不到十步远的地方。
高仲平把档案袋重新放进铁皮柜，锁上，把钥匙揣回口袋。“今晚的会就开到这里。回去之后，各自管好自己的嘴。专案组继续追捕沈若棠，其余的事情——”他看了葛振山一眼，“你知道该怎么做。”
椅子又响了几声。五个人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陆鸣从窗下无声地退开，贴着墙根回到后院的铁门旁，踩着木箱翻过墙头，落在外面的泥地上。
他的心跳仍然很快。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蹲在墙根下，让夜风把额头的汗吹干。铁皮柜里那份卷宗像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专案组比沈若棠先拿到它，它就会被销毁，沈玉麟案的真相就会永远消失。如果沈若棠拿到了它，她可以用它来扳倒高仲平——但她更可能用它作为名单，继续她的处决。
无论哪种结局，都不是陆鸣想要的。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个粗瓷小瓶。青灰色的釉面在月光下泛着微光。瓶底那行字——“父沈玉麟绝笔，一九五零年七月初二”——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沈玉麟不希望女儿复仇。但他也不希望真相被永远锁在铁皮柜里。
陆鸣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今晚他不能做任何事——专案组已经盯上了他，他不能再冒任何暴露的风险。但他可以把消息传出去。
传给她。
他需要去一个地方。一个只有她会去的地方。
西郊陶瓷厂，第三排废弃的窑工宿舍。陈怀礼养父生前住的那间。
这是沈若棠昨晚在巷口告诉他的地址。她告诉他这个地址的时候，是在给他一个选择——来找她，还是来抓她。她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了他手里。
陆鸣骑上自行车，朝西郊的方向驶去。
夜色很沉，月亮被云遮了一半，只露出弯弯的一角。梧桐树在风中摇晃，落叶在车轮下发出细碎的声响。南华市已经睡下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声打破寂静。
陶瓷厂到了。蓖麻丛在黑暗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迎接他。他把自行车靠在断墙上，穿过堆料场，朝第三排宿舍走去。废弃的窑工宿舍是平房，一排六间，大部分门窗都已经损坏了。第三间挂着半截蓝布门帘，门框上刻着一行模糊的字——“陈怀礼、李秀兰、若棠”。
陆鸣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答。
他推了推门。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
房间里很暗，只有月光从窗户的破洞里照进来，在地面上投出一块方形的银白。家具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老式的樟木箱。空气中有淡淡的檀香味，和沈若棠衣服上的味道一样。
但房间里没有人。
桌上放着一只粗瓷碗。碗里盛着半碗清水，水面飘着一片新鲜的蓖麻叶。碗底压着一张纸条。
陆鸣拿起纸条，借着月光读。
“陆鸣：我知道你会来。别找我。我还有十七个名字要划掉。如果我能活着划完，我会回来自首。如果不能——谢谢你那天晚上没有穿警服。沈若棠。”
陆鸣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他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檀香的气息环绕着他，像一个无形的拥抱。月光把桌上的粗瓷碗照得发亮，蓖麻叶的影子在水面上微微晃动。
她来过这里。也许就在几个小时前。她留下了这只碗和这张纸条，然后继续走向她的下一站——她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
而她不知道的是，她父亲留给她的那封遗书，此刻就装在陆鸣的口袋里。
他不知道还能不能亲手交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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