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身为饵

下午四点，老周从民政局回来了。

他推开刑侦科的门，把一沓档案复印件往桌上一摔，抄起陆鸣桌上的茶杯灌了几口凉茶，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大口喘着粗气。他的衬衫领子被汗浸透了，额头上还粘着一片碎纸屑。

“你要的东西。”老周指着那沓纸，“沈玉麟的火化证明、死亡登记、以及他女儿当年的临时寄养记录。”

陆鸣拿起最上面那张火化证明。纸张很薄，泛着黄，边缘有几处虫蛀的小洞。证明上写着：沈玉麟，男，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五零年七月初三，死因“病亡”，火化于南华市第一殡仪馆。经办人签字那一栏写着一个名字——何顺昌。

“何顺昌是谁？”

“第一殡仪馆的老火化工。当年就是他经手火化沈玉麟的。我顺藤摸瓜去查了一下，此人去年刚退休，还住在殡仪馆后面的职工宿舍里。”

陆鸣把这个名字记在笔记本上，继续往下翻。第二份文件是沈玉麟的女儿的临时寄养记录。纸张更破，字迹潦草，但基本信息还能辨认出来。

“沈若棠，女，生于一九四一年，系被监管人沈玉麟之女。沈玉麟被捕后，该女无人照料，由南华市民政科安置于西郊福利院。一九五一年三月，被一对夫妇领养。领养人姓名栏写着：陈怀礼、李秀兰。地址：南华市西郊陶瓷厂职工宿舍三排六号。”

西郊陶瓷厂。永昌窑旁边那片工厂。

陆鸣把寄养记录放在桌上，心中默默理着时间线。沈玉麟一九五零年七月死在惩戒营。同一年，他女儿沈若棠被送进福利院，当时才九岁。几个月后，一对夫妇把她领养了。这对夫妇住在陶瓷厂职工宿舍——离永昌窑很近，离惩戒营旧址也很近。

这对夫妇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领养一个死囚的女儿？

“关于领养人，你查到了什么？”陆鸣问。

老周翻出另一张纸，是一份户籍登记卡片的复印件。卡片上贴着两张模糊的一寸照片，一男一女，都是中年模样。男人叫陈怀礼，是陶瓷厂的窑炉技术员。女人叫李秀兰，在陶瓷厂食堂做工。

“两人都没有子女。陈怀礼一九五五年病故。李秀兰还活着，现住在南华市东城区福利养老院。”

陆鸣把户籍卡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陈怀礼，原永昌窑窑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在沈玉麟手下做工。”

陈怀礼是沈玉麟的老窑工。

他在沈玉麟死后，领养了沈若棠。

陆鸣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九岁的女孩，刚刚失去父亲，被送进福利院。一个沉默寡言的老窑工，曾经在永昌窑烧了十八年瓷器，在窑主死后三个月失去了工作，却决定收养窑主的女儿。这不会是巧合，这是报恩。或者更重的东西——是愧疚，还是承诺？

“你还需要我帮你查什么？”老周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帮我查一下何顺昌。我想去见他。”陆鸣把火化证明上的名字指给老周看，“沈玉麟的火化是他经手的。当年沈若棠如果去殡仪馆领骨灰，也是找他。他是为数不多可能见过沈若棠成年后长相的人。”

老周犹豫了一下：“你今天晚上还要去小礼堂赴宴，来回来得及吗？”

陆鸣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下午四点一刻。距离晚上七点还有不到三个小时。

“来得及。我骑自行车去，西郊殡仪馆离公安局大约二十分钟。”

他从桌上拿起那张写着“赵横”名字的假证件，又从那沓档案里抽出赵横的供述书——那行被划掉的“沈玉麟实未供认”在纸面上格外刺眼。他把这两样东西一起收进公文包。

老周注意到了那行字，没说什么。

南华市第一殡仪馆在西郊的最边缘，紧挨着一片废弃的石灰窑。殡仪馆的房子是灰砖砌的，不高，只有两层。门廊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字迹已经斑驳了。院子里长着两棵老槐树，树冠遮天蔽日，把整个院子笼在阴凉里。

陆鸣把自行车靠在槐树上，推开传达室的窗户。里面坐着一个看门的老头，正在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单田芳沙哑的嗓音从小小的喇叭里传出来，讲的是旧时代的剑侠故事。

“找谁？”

“何顺昌。退休的老火化工。”

老头指了指院子后面：“最后一排宿舍，左手第一间。他应该在家。”

陆鸣穿过殡仪馆的院子。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灵车，车身上溅满了泥点，挡风玻璃后面挂着一串念珠。火化间的烟囱静静地竖立在房子后面，没有冒烟。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焦炭味，混着檀香的味道。

何顺昌的房门是虚掩的。陆鸣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进来。”

房间很小，陈设简陋。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桌上摆着茶杯和一瓶降压药。墙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是一个老太太，前面供着两炷香。一个干瘦的老人坐在窗前的藤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旧毛毯，手里捏着一串佛珠。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双眼睛却还很清亮。

“何师傅，我是南华市公安局刑侦科的警探，姓陆。”

何顺昌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请坐。”

陆鸣在方桌边的椅子上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火化证明的复印件。

“何师傅，我想问你一些关于一九五零年的事。那年七月，你经手火化了一个叫沈玉麟的人。”

何顺昌手里的佛珠停了一下，又继续转动起来。他的目光从陆鸣脸上移开，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

“沈玉麟。”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念一个很久没碰过的咒语，“我记得。那个烧瓷的窑主。”

“你还记得火化那天的事吗？”

何顺昌沉默了很久。窗外的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收音机里的评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咿咿呀呀的戏曲，像是隔了一个世纪在唱。

“那天是七月初四。”何顺昌终于开口，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天气很热，热得柏油路面都化了。惩戒营的人把遗体用卡车拉来，卸在火化间门口就走了。没有人跟着。没有家属。没有花圈。只有一个九岁的女孩。”

陆鸣的心猛地一缩。

“女孩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她从城里走到西郊，走了两个小时。到的时候脚上全是血泡，一双布鞋的鞋底都磨穿了。”何顺昌的声音依然平静，但佛珠转得快了些，“她站在火化间门口，看着我把她父亲推进炉子。从头到尾没有哭。没有说一句话。”

“后来呢？”

“烧完了，我把骨灰装进一个坛子，递给她。她抱着坛子站了很久，忽然开口问了我一句话。”

“她问什么？”

何顺昌转过头来，用那双苍老但清亮的眼睛看着陆鸣。

“她问我：叔叔，那些人在哪里？我要记住他们的样子。”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窗外的戏曲声若隐若现，唱的是不知名的悲调。

陆鸣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手却握不住笔。他沉默了许久，才问出下一个问题。

“此后你见过她吗？”

“见过一次。”何顺昌说，“大概是七八年后。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那天也是夏天。傍晚的时候我从火化间出来，看到一个年轻姑娘站在殡仪馆门口，手里捧着一束蓖麻花。她长高了，但那双眼睛我还认得——跟当年那个九岁的女孩一模一样。”

“她来做什么？”

“烧纸。”何顺昌说，“烧了一堆旧文件。我没看清是什么内容。烧完了，她对着殡仪馆鞠了三个躬，就走了。走之前看了我一眼，朝我笑了笑。”

陆鸣低下头，看着笔记本上空白的纸页。

蓖麻花。

陶瓷厂周围长满了蓖麻。那些宽大的叶子，那些带刺的果实，那些在黑暗中沙沙作响的声音。她不是在制造恐怖，她是在种植记忆。每一株蓖麻都是她父亲坟前没有墓碑的纪念。

“何师傅，你能告诉我她长什么样子吗？”

何顺昌把手里的佛珠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

“瘦。不高。长头发，扎一根辫子。眼睛很亮，亮得让人不敢直视。说话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心里念过很多遍才说出口。”他睁开眼睛，看着陆鸣，“她穿的衣服总是很旧，但很干净。袖口扣得整整齐齐，领子熨得笔挺。”

陆鸣把这些细节一字一句地记在笔记本上。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合上笔记本，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赵横的档案照片。

“何师傅，你见过这个人吗？”

何顺昌接过照片，端详了一会儿，摇摇头。

“没见过。”

“赵横。原北华绥靖公署情报处副处长。五年前死在改造营。”

何顺昌又把照片看了一遍，依然摇头。

“我对惩戒营的人没什么印象。他们来送遗体的时候从来不进殡仪馆的大门，把车停在门口就走了。不过——”他忽然停了一下，“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在一份文件上见过。”

“什么文件？”

“几年前的事了。有个年轻女人来殡仪馆查旧档，点名要查一九五零年七月的火化记录。我帮她找到了沈玉麟的卷宗。她翻看的时候，我瞄了一眼，卷宗里夹着一张纸，上面列了十几个名字。第一个就是赵横。”

陆鸣的心跳漏了一拍。

“你在那张纸上还看到了什么名字？”

何顺昌皱着眉想了很久。

“孙明辅。还有郑什么——郑廷克。孟怀安。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十三、二十七、三十四、四十二、五十一。

名单上的五个名字，现在全部对上了号。孙明辅、郑廷克、孟怀安都在其中。赵横也在其中。

但赵横五年前就死了，死在改造营，档案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病死的。肺病发作。

还是另有隐情？

陆鸣站起来，向何顺昌鞠了一躬。

“谢谢你，何师傅。你的话帮了我很多。”

何顺昌也站起来，颤巍巍地走到衣柜前，打开最底层的抽屉，翻了半天，拿出一样东西。是一个小小的粗瓷瓶，不过巴掌高，釉色青灰，底款是永昌窑。

“这个东西，是当年那女孩留下的。”何顺昌把瓷瓶递给陆鸣，“她说这是她父亲烧的最后一批瓷器里的一件。她送给我，说谢谢我替她父亲收了骨灰。现在你拿去吧。也许你能替我还给她。”

陆鸣接过瓷瓶。瓶身温润如玉，釉面上有细密的开片纹路，在光下泛着幽微的光。他小心翼翼地把瓷瓶放进公文包，又向何顺昌鞠了一躬，转身走出房门。

夕阳已经开始西沉。

殡仪馆院子里那两棵老槐树被照得金红，灵车的挡风玻璃反射着耀眼的光。看门老头还在听收音机，这次放的是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着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辉煌成就。

陆鸣骑上自行车，往城里赶。

回到公安局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老周帮他搞到了今晚招待会的宾客名单，名单用打字机打的，一共三页，八十七个人。陆鸣从头到尾扫了一遍。大部分名字他都不认识，但有几个格外醒目。

孙明辅。郑廷克。孟怀安。

这三个名字后面都打着一个小勾，旁边用铅笔写着“已故”两个字。显然是秘书处在最后一次核对名单时加上去的。

他的目光继续往下扫。在第二页倒数第四行，他看到了一个名字。

赵横。

他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电话，拨了内线号码。老周接的，声音沙哑，显然也累得不轻。

“名单你看了？”

“看了。”老周说，“赵横也在上面。但这个人五年前就死了。谁给他发的请柬？”

“这就是问题。”陆鸣说，“如果发请柬的人不知道赵横已经死了，说明惩戒营和改造营之间的档案交接有漏洞。如果发请柬的人知道赵横死了还把他列入名单，那就是在故意留一个空位。”

“留空位给谁？”

陆鸣没有回答。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假证件，放在桌上。证件上的照片是他的脸，名字是赵横。

“今晚我要以赵横的身份出席宴会。如果席间有人知道赵横已经死了，我的伪装就会被当场拆穿。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就能在现场寻找线索。”

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陆鸣，你想过没有，沈若棠今天晚上会不会也在那里？”

“她会。”陆鸣说，声音很轻，“她一定会。因为名单上还有三十四号和四十二号。如果这两个人今晚在宴会上，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低头看了一眼何顺昌送给他的那个粗瓷小瓶。永昌窑的底款在灯下泛着青光，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我会在那里等她。”

陆鸣挂断电话，站起来，走到盥洗室里。镜子里的自己狼狈不堪——眼窝深陷，胡茬青黑，头发乱成一团。他把冷水开到最大，弯下腰，把整张脸浸进冰凉的水里。

足足浸了一分钟。

他抬起头的时候，水从下巴滴落，在盥洗池的白瓷壁上淌出一道道水痕。他看着镜子里那个湿淋淋的自己，慢慢地，慢慢地调整表情。

嘴角的弧度收起来。眉头压低。眼神从忧郁变成冷静，从冷静变成傲慢。他对着镜子试了几次，直到那张脸不再像陆鸣。

然后他回到刑侦科，换上老周帮他准备的一套便装——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半新不旧，袖口磨得有些发白，扣子是老式的铜扣。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略微有点紧，刚好符合一个刚从改造营出来、身体状况不佳的战犯形象。

他把假证件揣进上衣口袋，把赵横的那份供述书折好放在另一侧口袋里，又把手枪挂在腰后，用中山装的下摆遮住。

最后，他拿起桌上那个粗瓷小瓶，对着灯看了最后一眼。釉面上细密的开片纹路像一张网，把光笼在里面。

然后他把小瓶也带上了。

晚上六点四十分，陆鸣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南华市的夜空中亮着稀疏的星。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被路灯照得明暗交错。小礼堂就在市政府大院里面，是一座灰白色的苏式建筑，门廊上挂着红灯笼，台阶前停了几辆黑色轿车。穿制服的服务员在门口穿梭，端着铺了白布的托盘。

陆鸣站在街对面的阴影里，看着那些走进小礼堂的人。

他们大多四五十岁，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或旧式军便服，步伐稳健，神情矜持。有些人互相握手寒暄，有些人独自走进门去。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幸运者——在风暴中活了下来，然后在阳光下获得新身份。

但他们中有几个人，手上沾着不该沾的血。

陆鸣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衣领，然后穿过街道，走进那片灯火通明里。

门口的接待员是个年轻姑娘，扎着两条辫子，笑得职业而端庄。她接过陆鸣递上的请柬，在名册上核对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瞬。

“赵横先生，欢迎您。请进。”

陆鸣点了点头，走进宴会厅。

大厅里灯火辉煌。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折射出细碎的光芒，落在白色桌布上，落在银色的餐具上，落在每个人胸前的红花上。靠墙的长桌上摆着冷餐——熏鱼、酱牛肉、松花蛋、素什锦。酒是南华本地产的高粱酒，瓶盖已经拧开了，浓烈的酒香弥漫在空气里。

陆鸣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同桌的几个人正在互相敬酒，看到他坐下，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没有人认识他。或者说，没有人认识赵横。

这正是他需要的。

他的目光扫过整个大厅，逐一观察每一张脸。那些被特赦的战犯们正在互相寒暄，谈论着天气、养生和报纸上的新闻。有人甚至在讨论新买的收音机是什么牌子。一切都正常得令人不安。

但陆鸣在找一个人。

一个瘦削的年轻女人。不高。长头发，扎一根辫子。眼睛很亮，亮得让人不敢直视。穿旧而干净的衣服，袖口扣得整整齐齐。

他在何顺昌的描述里见过她。在陶瓷厂的矮桌上见过她留下的字迹。在那些深夜的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但他从未真正面对过她。

他知道她今晚会来。

因为名单上还有名字没有划掉。因为第四只碗还没有刻字。

因为她说——穿警服的人，不会活着走出这座楼。

陆鸣端起面前的酒杯，抿了一口。高粱酒辛辣刺喉，但他没有皱眉。他的另一只手垂在桌下，手指贴着腰后的枪柄。金属的凉意透过衬衫传递到皮肤上，让他保持着清晰的警觉。

就在这时，大厅门口走进来一个人。

一个女人。穿着深蓝色的对襟袄，黑布裤子，平底布鞋。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简单的髻，脸上没有化妆，只在鬓边别了一朵白色的绢花。

她的脸瘦削而苍白。下巴尖尖的，颧骨微微突起。嘴唇很薄，抿成一条平直的线。但她的眼睛——就像何顺昌说的那样——很亮。亮得像是把所有无处可去的悲伤都烧成了光。

她一个人走了进来。

没有人注意到她。她太普通了，普通得像是空气。她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碟冷菜，一件一件地往长桌上摆。动作熟练而安静，和其他服务员没有两样。

但陆鸣看到她经过某一张桌子的时候，手指轻微地颤了一下。

那张桌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在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国庆纪念章，脸圆圆的，保养得很好，看上去像一个退了休的干部。

陆鸣认得他。

他在赵横的供述书里见过这个名字。那份供述书末尾的核批栏里，签的正是这个人的名字。

惩戒营政工处主任，周培公。

名单第三十四号。

陆鸣握紧了腰后的枪。

就在这时，那个穿深蓝对襟袄的女人忽然抬起头，朝陆鸣的方向看了一眼。

隔着灯火辉煌的大厅，隔着那些正在举杯欢笑的人群。

她的目光和他相遇了。

只一瞬。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往桌上摆碟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陆鸣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杀意。不是戒备。

是一种很深的、压在心底很久的疲惫。像是在说——你终于来了。